这种激励个人和其他所有制企业筹措资金，聘用技术人员从事创新活动，其结果就形成了不同利益群体研发竞争的格局。

朱当时的任务，被迫首先要关注如何治理财政赤字，国有企业的冗员和下岗工人的再就业，以及银行坏账。自从2005年后，净出口的比重开始上升，它对GDP增长的贡献也开始上升，达到GDP增长中的20%左右。

其次，中国正在制定十大产业的振兴规划，受惠产业包括钢铁，汽车，造船，石化，轻工，纺织，有色金属，装备制造，和电子信息等。在实行了这些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的两三个月后，政策的预期结果会逐步出现，GDP增速的持续下滑有可能再次转向到上升。2008年10月，当第三季度的GDP增长数据揭晓只有9%时，政府还没有认识到强烈的经济下滑压力。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的预测2009年增长7.5%似乎是比较客观的。预计2009年，由于欧盟和美国经济的进一步衰退，国际间的贸易摩擦以及引起的对中国产品出口的限制措施可能将会进一步加剧。

这些经济体利用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向中国出口制造品，中间产品，和原材料，推动了自己的经济发展。出口比上年同期下降2.2%（10月份增长19.2%），这是过去7年来的第一次，当月出口比去年同期下降。巴西得到了十几年经济高速的增长，但是最后经济迅速跨下来。

那么，为什么30年来这些企业没有向内陆转移，还停留在广东、浙江、江苏这些地区？而广东的产品结构，80年代生产成衣，90年代生产电子，然后开始生产汽车，成衣却还在那儿生产，没有转移出去，这是非常反常的现象，要解释这个现象，就要回到关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讨论。在上世纪80年代，我们看不到诸如强制拆迁、三农危机等等词汇，也没有像凯恩斯讲的以挖沟填沟来增加GDP的经济发展，但那时的GDP增长速度实际上超过了90年代的速度。中国现在说走中国独特的路子，其实跟拉美非常相似，造成的问题也非常相似，金融危机、企业竞争能力不强、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不稳定等等。90年代的政策是让农民在农村种地，而在城市大规模地搞工业园区、吸引外资等等。

农村的经济和金融自由化，加上农村本身具有的创业能力和精神，所产生的经济有加倍的效益。但在中国恰恰相反，中国两亿的流动人口从内陆省份迁徙到广东、浙江、江苏。

90年代的农村贷款，优先农业，非农项目排在很后面，而这跟80年代的政策正好相反。现在想想，这就是市场经济的一种表现，而这样的事情当时在城市是很难看到的，只有在农村才存在。这即使在计划经济最盛行的年代也做不到，因此农村地区也随之保留了一部分创业精神。巴西曾经用15年的时间进行强迫工业化，采取的手段跟我们中国非常相似——农民大规模的移民，土地价格很低廉，政府用政治的力量保护开发商，保护工业家的开发，创造工业园区。

我认为中国经济具有二元性特点：城市是政府经济，农村是市场经济。比如在台湾工业化的过程中，第一批台湾的富翁中很多都是农民，他们变成富翁以后，要么用土地的收益去创业，要么他们自己变成开发商。这就是为什么在很多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激进的休克疗法，无法取得很好的效果的原因。进入 黄亚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农村改革 经济危机 。

另外，由于非正式金融的合同是非法的，很容易产生违约风险，所以，正式金融永远优于非正式金融。要正确面对这次全球经济危机，我们必须回到以人为本的80年代的政治经济模式。

这就必须要让农民获得资金，让他们开拓一些非农业的项目，通过对农产品的初加工等方式进行工业化。这是一个良性工业化的道路。

农村创业环境的恶化影响了中国经济发展我个人认为，农村创业环境的恶化影响了中国经济发展。就从经济政策谈起，其中最主要的是农村金融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就是90年代的农村金融改革没有延续80年代的模式。作为广东的企业，劳动力忽然有很大的增加，肯定就意味着劳动力相对的成本下降，资本相对的成本上升，它们肯定更愿意去从事劳动密集型产品。高楼大厦都是钢筋水泥，如果土地价格很低的话，建筑成本就会很低，这就刺激了开发商的投资热情，也加大了对原材料的需求。而且，中国那时的经济发展主要是靠内需，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逐年上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尤其是在农村)非常快。这就是为什么印度的经济增长虽达到7%-8%，但它的贫困人口却居高不下，如果按每人每天1美元的生活标准计算，印度有60%的人口是贫困人口，而在中国这个比例是10%。

第一，打击了中国的内需。所以，90年代城市向农村的资金流向是负的。

这些人只会跟着过去的既定模式前进，所以对环境变化是缺乏应变能力的。事实上，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金融改革，对当时的乡镇企业、民营企业的发展有一个非常巨大的促进作用，当时的决策层认识到农业本身是不能致富的，必须促进农业向非农业方面转移。

我们应该关注到这样一个现象：一方面90年代农村创业资金非常紧张，另一方面当时农村的储蓄率非常高。为什么美国金融危机，我们会受这么大的影响？根源还是出在农村问题上。

依靠政府的力量推动城市化的结果就是通货膨胀。中国则正好相反，中国的农民非常具有创业精神，即使经济改革不是那么激进，也会收到很好的效果。农村信用社的网点，在1985年的时候是40多万家，而到了90年代末大概只剩下9万家，这么广大的农村地区只有9万家网点能够提供贷款，农民的储蓄大部分是进入邮政储蓄，而邮政储蓄只能吸纳存款不能贷款。我小时候看过一部叫《青松岭》的电影，里面有一个情节讲的就是有些农民经常把农产品拿到自由市场上去卖，而不交给国家。

所以，农民在农村除了种地没有其他创业机会，只有到城市去打工中国股市暴涨暴跌下的谢国忠现象，的确值得所有关注中国经济和中国股市发展的人们深思。

台湾中评社转载《×快报》的消息说，大陆×快报最近体检去年各大名嘴预测，发现多数名嘴都不准，只有谢国忠最准。谢国忠只是许许多多经济学家之一，他的美国公民身份，在摩根士丹利任职时的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身份，以及辞职后主动或被动地冠以的独立经济学家身份，从来都不是什么秘密，他的言论中也没有包含密码。

12月11日，谢国忠的或许600点到800点是A股的真正底部的预测又出笼了。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自由言论和准确把握是两回事……判断当前股市的总体走向，特别需要站得高一点，需要从政治角度来思考和把握。

到6月中旬，谢国忠又把话翻回来说，我一直坚持A股的价值中枢在2500点，再高就贵了。没有这个标签，行情也会启动。在谢国忠们的辞典里，中国股民天生是制造泡沫的赌徒，而他和他的同志们则是无私为中国挤压泡沫的天使。那时的沪深股市市值约为6万亿人民币，折合9000亿美元。

2008年4月16日，谢国忠接受《环球企业家》杂志采访，称2500点是我认为市场正常的估值水平。但即便10%-15%，也是在2007年超预期的高增长基础上的再增长，一般经济学家对这种情况用放缓一词，但是谢国忠就是危言耸听地用恶化来形容。

而无论何时都坚定不移唱空中国股市、在跌势中也坚持不懈落井下石的他们却是温暖的菩萨。股市有涨有落是毫无疑问的，但中国股市的涨落与体制机制、股权文化、舆论氛围等都有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关联。

让我们假设谢国忠是个治学严谨的博士，假设他是一个没有偏倚的跨国独立学者，那么，他应该知道中美两国经济的发展阶段不同、驱动中美两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不尽相同、中美两国金融市场游戏规则更有差异，则将中美股市进行简单对比是荒唐的。如此大张旗鼓地攻击一个唱空的谢国忠，有点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味道。